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命题，并将其作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以及从时代使命的高度致力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表明我们党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具有了更高程度的历史主动性、理论自觉性和使命担当意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一个同频共振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当时的仁人志士发起了一场场救亡图存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才有了科学的指导、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推动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赓续中不断蜕变，鸦片战争以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里越陷越深的中华文明，开始了换羽新生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挽救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日趋沉沦，到推动中国走向不可逆转的复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过程，二者互为表里、同频共振，共同彰显了我们党高度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　　 　　开辟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曾被扣上落后、停滞、半开化的帽子，而如何扭转颓局，为中华文明找到正确出路，也成了横亘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性课题。为此，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曾发生过中学与西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等多场争论。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当时所展现的巨大优势，使得很多人都把西方文明当成了“现代”的唯一选项，形成了中即旧、西即新，非中即西、非西化即复古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就把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探索引到了非常狭窄逼仄的境地。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为解决这一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和方案。从倡导建立“第三种文明”到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不仅为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而且以辉煌的成就证明这一方向和途径的正确性，成功推动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掀开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新生的、与传统文明有着本质区别的文明形态。不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不是断裂或消灭的关系。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我们党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待传统文化，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高度重视，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赋予传统文明以合理历史地位，以自信自强的姿态重塑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中华文明的自主叙事体系，提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扭转了近代以后文化不自信心理，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引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 　　人类文明本是多元起源、多元发展的，共同谱写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发展画卷。但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率先步入工业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把控了对现代文明的定义权。这种“文明”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一定变化，但其价值立场、思维模式却无根本改变，始终存在着一种文明开化与野蛮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强烈的排他性，即所谓文明开化只属于西方社会，除此之外皆是蒙昧落后的化外之地，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只能统一于西方模式之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为根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出的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的文明观有着本质不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等优秀元素，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既充分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又努力在多样性基础上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摆脱了西方文明观念中的对立思维，消除了西方文明观念中的对抗性和排他性，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       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向世界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打破了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西方道路即现代化道路的观念，不仅丰富了现代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即超越非此即彼的文明叙事逻辑，立足本国历史实际，尊重本土文化传承，积极主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自信自觉建构自主的文明叙事体系。 （来源：党建网）  

      核心阅读  　　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理念内涵。  　　生产力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能力。人类社会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理念内涵。 　　符合创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形成逻辑。创新是一种具有渗透性的发展生产力的要素，既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促进资本积累、改进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效率，也能够通过把先进科学技术融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更加科学高效，对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经济增长视角看，创新一般是指把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活动，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需求、新供给、新组织等。创新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源。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发展过程是具备相应知识、技能和素质的新型劳动者通过新型劳动工具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勃发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从整体上推进产业体系从传统走向现代。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摆脱单纯依靠要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技术，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进而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变革。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带来生产力要素结构中实体性要素与非实体性要素结合的广度、深度、频度深入拓展，推动生产力加速迭代跃升，体现出与传统生产力不同的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把握住了当今世界这个影响深远的变革趋势，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算法和数据等关键要素发展起来的、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代表性技术。要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针对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原材料、能源电力、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构建重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知识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力发展智能产品，以制造业全流程智能改造实现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符合协调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坚持协调发展理念，要求学会“弹钢琴”、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强调发展要素的优化组合、发展结构的平衡协调。以协调发展理念为指导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处理好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不仅要通过创新促进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等新型生产力要素从量变向质变发展，更要实现新型生产力要素合理匹配、优化组合的跃升，从而形成更高效率、更高水平的生产函数，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内涵，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承载和区域结构布局的平衡性协调性。从产业载体看，要注意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先进性、安全性，在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同时，重视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传统产业和产业链上，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从区域布局看，要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质生产力，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发展能力，要求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生产活动，推动人类自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内涵，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科学反思，蕴含重大理论价值。一方面，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书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另一方面，将生态环境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将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路径，也是对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关系规律性认识的科学总结和理性升华，推动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范式。 　　以绿色发展理念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高度重视自然资本增值，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形成和完善绿色低碳供应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永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符合开放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市场边界的扩大，会引发生产规模扩大、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进一步集中、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从而促进生产效率和总产出的大幅提升。特别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人员、知识和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交流，有力推动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万物互联的数字社会加速到来，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全球化特征越发明显。因此，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在开放中不断拓宽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边界，支撑生产力结构系统升级，并驱动生产力功能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全面发展，实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旗帜鲜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既是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方向，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符合共享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生产力发展为共享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社会要实现共享发展，前提是具有高水平的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则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因此，推动共享发展，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这一标准的体现。应当看到，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共享发展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坚持的共享发展，不仅包括最终目标意义上的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还包括实现途径上的“共建共享”以及发展过程由低级向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渐进共享”。       以共享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牢牢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入发展，要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积极预防和弥合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程度地扩散应用，通过教育培训推动劳动者技能更好适应数字技术进步，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广泛惠及全体人民。 （来源：党建网）  

      尺度指向物理或存在空间的延展以及意识或思维领域的边界，具有微观和宏观的双重规定性。作为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既展现出关注具体、强调个别和重视特殊等微观特质，又呈现出视野宏阔、境界高远和气度恢宏等宏观特质。从尺度的宏观规定性意义上整体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他在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界定人类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与具体形式以及确立评价社会进步整体价值标准的过程中，蕴含着宏大历史观、系统性思维和整体价值标准的构思理路。探究并阐明马克思的思想尺度，有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 　　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宏大历史观  　　马克思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观，既从生产方式和主体关系的双重视角划分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主体的社会形态，又对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与真正的人类史时期作出区分和厘清，揭示了社会形态演变与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相较于黑格尔将人类社会发展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并以自我意识的发展程度来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认识具有更宏大的历史视野。马克思不仅将历史的生成视为“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而且基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主体关系即人的发展程度和存在状态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的划分。 　　从生产方式的客观性尺度看，马克思的历史观表现为基于生产力发展状态、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来厘定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界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自动体系”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并引领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在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近百年的统治所创造的生产力体量远远超过“以往一切世代”的生产力总和，生产力的发展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跨越、人类社会“史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史”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对生产力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阐明，体现出马克思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划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性尺度。 　　对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表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界分人类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宏大历史观。通过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冲突，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提出社会形态的四大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已经出现的不同财产形式和多样性社会形态，无一例外地内蕴某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消失将成为人类告别“史前时期”的根本标志。人类社会还在逐步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财产形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从而步入崭新的社会历史阶段——“真正的人类社会时期”，这是真正人类史的开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史前时期”的阐述以及内蕴的对未来人类历史进程的展望，体现出其对东西方社会历史乃至人类整体历史的全面了解和更为广泛的研究旨趣。这充分表征了马克思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来审视历史的宏大视野。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将其历史研究的蓝本和焦点从西方国家转向东方民族社会，研究视域囊括了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转变助推马克思立足东方社会所面临的革命现实状况，将东西方国家的数千年经济和社会制度史、政治文明和国家史加以整合，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一次总体性探索。马克思晚年展开的历史理论探索，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社会形态理论的一次时代性重检和境界升华，推动了人类解放这一宏大思想体系的丰富与发展。 　　从主体关系的内在性尺度看，马克思的历史观表现为基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和存在状态，揭示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关系，进而提出以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程度和存在状态为表征的社会形态论。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往往只是在表象上被设定得更加普遍和充分，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实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生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是以物的统治力量为中介而形成的控制人的生活的异己存在。人的独立性、自由和个性受制于物的现象，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物的依赖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历史的进步必将使人类以“真正的共同体”形式存在，个人在这一共同体中将以合乎本性的人的身份参与进来，并使以往社会中人的生存条件和存在条件，即“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从由偶然性支配的处境转变为由自我掌控的状态。 　　马克思将人的生存条件的演化过程表述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自由个性”三个不同阶段。这是马克思再次以主体关系的内在性尺度即人的发展状态或自由程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社会历史变迁过程所展开的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替过程表现在主体关系的发展变迁上，是主体从不自由向自由个性提升的过程，表征着人的主体性的历史性重建。在“人的依赖性关系”阶段，个人表现出“极简社会关系条件下的丰富性”，其表征着“封建时代”的主体性；在“物的依赖性关系”阶段，物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存在的中介，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自身以及产品的生产呈现出依赖于其他人生产与消费的“全面的依赖”关系；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个人将实现从受“物的限制”向摆脱种种外部关系限制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时代向“自由人联合体”进阶。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相对应，人的主体关系从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演进历程，是个人逐步摆脱仅仅满足维持自身生存的社会生活条件的状态，走向开创真正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性重建过程。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和主体关系的双重尺度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合理界分与对全部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充分展现出其洞察和研究历史的宏大视野与科学方法。如果说以历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究展现了马克思从外部描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那么以系统性思维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与形式进行分析则展现了马克思从内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活动样貌的微观分析，由此构成了“从外到内”的逻辑转换。 　　界定人类生产活动性质与形式的系统思维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将人作为仅仅具有肉体存在需要的工人加以考察，造成了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与形式的片面理解。马克思则将人视为具有类本质和类生活的“现实的人”，他以人的生命活动来界定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并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多样性表现来界定生产活动的多种形式及其内在关系，从而形成关于人类生产活动的科学认识。这种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思考方法和探究方式是马克思系统思维的典型展现。 　　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及其生产活动异化状态的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分工条件下的人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限制性的生产活动。这种性质的生产活动不仅使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同生产者对立起来，而且将人的精神和肉体逐步降格为纯粹追求资本积累的机器，成为“抽象的活动和胃”。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分工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迫使多数人沦为出卖自身劳动力以谋生的雇佣工人。这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作为异化了的劳动，实质上使人被迫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工具性存在和“资本的奴隶”，生产活动仅仅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经济需要，而无法反映出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发展。 　　人的生产活动是对自然界的一种合乎人性的改造，马克思据此将人的生产活动的本质界定为人的“生命活动”，指出人的生产活动是以多样性的形式表现着人的本质性力量。人作为“有生命的类”，其生命活动具有“类特性”，生产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实质上是一种“类生活”。人的类生活具有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属性，而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开展则构成人在“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中的两种不同生产活动。从实践领域来看，人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不断对“自然产品”进行加工以形成人的产品的过程；从理论领域来看，存在于无机界中的种种物质对象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无机界”，不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且作为“艺术的对象”构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人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变为自身“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能动的生产活动从根本上不同于具有本能性和片面性的动物生产，人的生产活动的能动性既体现在对维持肉体存在的直观需要的超脱，又体现在人的意识可以观察与反思生产活动。人的生产活动作为“类生活”表现出“全面”的性质，“人的类活动”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创造出人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界等关系，生产一切关系性产品。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一同构成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多样性生产形式。 　　通过揭示人借助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来创造历史的事实，马克思把人类的全部活动都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而非单纯的经济学层面揭示出生产的全面性质。人的生产不以肉体的直接需要为生产的唯一动力或目的，而是在肉体需要之外进行自觉地生产，创造出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产品以及丰富多样的精神产品和社会生产关系，人的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类完全有可能并且也应该超越单个人的生产或地域性的生产，通过不断扩大的世界性交往活动来获得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面生产的能力”。“全面生产的能力”的获得意味着人类个体能够通过摆脱民族性、地域性的束缚而建立全球性的生产关系，以及实现全球性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生产等多样化的具体生产形式。 　　多样性的生产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结构关系。物质生产活动之于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具有始源性意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类生活的过程，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本质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活动，它为人的存在及发展、精神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由于直接提供人这一作为生产的主体性力量，而成为其他生产活动和历史发展的根本保证。生产关系的生产是构成一切生产的必要条件，它具有与物质性生产同等的基础性意义。从人的本质及其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活动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人类多样性的生产层级可以划分为“基础层面”“最高层面”和“中介层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或恩格斯晚年所说的“两种生产”，是全面生产的“基础层面”；精神生产是全面生产的“最高层面”；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全面生产的“中介层面”。这一层级结构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经典论断的延伸，也是理解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之间结构关系的积极尝试。 　　针对多样性生产形式之间的结构关系，马克思阐发了更加具体的理论认识。其一，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现实的人”，其生命存续的首要条件是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物质的生产在所有生产活动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是互为需要的关系，社会关系中必然存在物质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也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存在。其二，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人的一切形式的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社会关系及其生产由此构成一切生产活动出场和在场的条件，而作为人的本质性力量之展现的各种劳动形式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被赋予人的烙印，表现出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阶段的特点。其三，人的生产与精神的生产可以被理解为人的物质生命形式的生产和人的意识生命形式的生产，这两种生产一方面依赖于物质生产，通过物质生产获得人的物质生命形式生成和发展的要素，另一方面又受到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发展阶段中所形成人的意识生命形式的影响，这种意识生命形式具体表现为社会上层建筑中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内容。 　　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全面性揭示和阐明，对“现实的人”的多样性生产活动形式的划分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厘定，体现出马克思将人作为“现实的人”加以考察，从人的本质及其表现方式出发，宏观把握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如果说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和厘清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性质与形式，是马克思说明历史的客观运动与内在活动所作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科学的事实描述，那么以总体性视野确立的评价社会进步的整体标准，则是马克思自觉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一种科学的价值评判。 　　确立评价社会进步的整体价值标准  　　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关于如何确立以及确立何种社会进步评价标准的问题始终存在不同见解。区别于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优先性”等单一尺度来确立社会进步评价标准的观念，马克思秉持一种总体性的评价态度，反对在进步标准问题上非此即彼的对立意向，强调通过揭示人的主体性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建构出基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社会进步评价标准的价值尺度。马克思既承认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程度对于衡量社会进步的基础性意义，也强调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生态环境的优美程度等标准在社会进步中的提升性意义。整体性的价值标准构成马克思评价社会进步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肯定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显著作用，并将其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但坚决反对将生产力发展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这在只追求经济效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屡见不鲜：社会物质财富的增益程度完全替代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展现程度，成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片面地依据经济增长来评价社会进步只能助长“唯物质主义”，造成人的精神层面的萎靡和坍塌，纯粹经济领域的发展并不能等同于具有整体性社会进步意义的历史事实。评价社会进步就是要整体性地呈现进步所包含的全部意义，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审视视野和检验维度，强调以是否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整体价值标准。 　　马克思对社会进步及其评价标准问题的思考，呈现出从理解“进步”到理解“社会进步”再到确立社会进步评价标准这一循序渐进的理论逻辑。评价某一社会在一定时期是否进步，应当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把握，将外在于人但又具有属人性质的社会各领域的具体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就社会进步所包含的主体进步和客体发展双重维度的统一本质而言，社会进步实质上指向人的发展以及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展现，这意味着对进步与否的判定取决于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社会是否真正代表人的发展方向，是否全面展现人的主体性力量。 　　马克思立足人的主体性发展状况及其客观性指标来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价值立场，反映出一种整体性视野。基于这一视野，马克思对某一社会的评判始终依据评价结果赖以成立的事实依据与价值标准。通过分析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及其存在的历史性意义，马克思区分出两种评价社会形态的不同维度，即社会评价的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应该直接采取绝对否定的或是非历史的态度，而应当看到其追求剩余价值的背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地、无意识地为建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累积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但同时，“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味着，如果完全以物的丰富性程度为指标评价某一社会，将导致对社会进步的片面认识。在评价社会是否具有进步意义时，马克思以总体性的视野将“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进化”“人与人关系和谐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程度的提高”融于一体，在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的互动关系中把握社会进步的实质。 　　在马克思看来，物的丰富程度是具有基础性但并非唯一性的评价标准，受物质性生产制约的精神文化、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等指标的改善，同样反映人的发展诉求。从物的丰富程度来看，马克思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巨大创造，又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来看，马克思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消灭人与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而形成了形式平等关系，又清晰认识到这种非事实平等关系的历史限度和异化本质，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在积极驾驭资本逻辑和逐渐克服物化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和谐性呈现。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来看，马克思既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受动状态，又探明这种进步的巨大代价与不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关系是以人类社会为中介的对象性关系，即自然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和“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人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有机存在和意识表现。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本质性关联出发，以物的丰富性关系、文化精神的丰富性关系、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评价社会进步与否，表现出马克思评判社会进步及其内涵的整体价值标准和科学方法。       围绕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评价社会进步的科学标准，系统揭示关于人类历史、人类自身以及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价值评判体系，不仅对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尺度的广博性、深刻性和提升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整体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够启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推进对马克思的思想尺度和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多维度研究，从而形成强化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研究的自觉意识和学术使命感。 （来源：党建网）  

      为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体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市委和委党委要求上来，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5月28日，市疾控中心组织中层干部和全体党员来到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雕塑公园，开展“学党纪强党性、担使命建新功”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邓小平同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往事，回顾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在“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雕塑前，党员们驻足凝视，深刻感受着世纪伟人邓小平的为民情怀。       通过参观邓小平主题雕塑、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进一步激发中心党员干部学党纪强党性的学习热情，提升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党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和更加饱满的干事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用实际行动为疾控事业高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党办）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力发展维度的理论确认。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生产力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新质生产力蕴含着深刻的唯物史观依据。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理论既遵循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契合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唯物史观形成了深层呼应。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看，每一次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生产力的跃升。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变迁，生产力的“新”特征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变革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高度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质态跃迁，是新时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导。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辩证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二者辩证统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先进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基本规律之一便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新质生产力的“新”，关键在于生产力发展中的创新。而新质生产力的“质”，则是指一种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在辩证法视域中，由传统生产力发展到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是量变质变规律的生动体现。传统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一个阶段。承载着传统生产力的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属于形成新质生产力之前量的积累。当传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生产力构成要素实现质的提升，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便会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在辩证法视域中表现为质的飞跃。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需要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将科技创新融入生产力各要素，对生产力要素加以创新性配置。科技创新孕育出新型生产工具，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智能工具为劳动资料，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重要劳动对象。 　　积极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有利于激活新质生产力内蕴的社会生产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这进一步明确了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在科技体制上，着力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在教育体制上，重视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激励师生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在人才体制上，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新质生产力注入高层次人才动能，培养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的高技能人才。简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科技创新在激活新型生产要素、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生产方式创新。 　　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创新发展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方式，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保持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特别要以科技创新为内在推动力，不断演化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深刻理解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关键作用。 　　近代以来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不断推动生产方式革新。第一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发明和机器技术应用为主要标志，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机械化。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动机发明和电力技术应用为主要标志，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电气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发明和互联网使用为主要标志，实现了生产方式的信息化。当前，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涉及生物技术等诸多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将全面实现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必将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将引领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决定着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进，不仅驱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各种文明形态兴衰交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矛盾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不断解决，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进而引发文明形态的嬗变。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改变了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体现着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因此，我们要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来源：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