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场战争，因此要看军事上的战略指导和战场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表示“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随着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能否进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及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1938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一文，通过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特点，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英明论断。《论持久战》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梁漱溟回忆：“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象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
为了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从敌我力量对比尤其是武器装备悬殊的实际出发，根据人民军队善于发动群众和打游击战的特长，果断改变军事战略，即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1937年8月，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同月，洛川会议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强调其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并作出全面阐述，明确提出八路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他们还对比了国共军队：“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而国民党也从中受到启发，曾效仿游击战，但终因脱离群众纷纷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游击战战略方针，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在战略防御阶段，当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挺进敌后，创建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日战争主战场，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汇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的建设：卓越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
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并称之为“伟大的工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思想建设上，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邓小平同志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延安整风克服了在党内曾经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组织建设上，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全面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此后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全党上下始终步调一致地行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党的七大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统一。
在作风建设上，我们党通过树立良好形象，大大提升了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党的作风”这一概念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7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号召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革命队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洁的作风，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最终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考察重庆和延安，对比后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三大法宝的纯熟运用，在政治引领、社会动员、战略指导、党的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胜利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引导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伟大抗战精神引领、感召和激励下，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以铮铮铁骨为中华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斗争。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余年奋斗尤其是抗战时期形成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党建网